我这是在坚持心里的一份牵挂心间的一份爱罢了,外祖父和其他几个支队领导

十四、200多个土匪全部做了俘虏 中国论文网
事情总是利弊相连。安支队扩大了.但其中的人员成分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这其中,有的的确是具有爱国情怀,真心实意要参军抗战;有的是不堪忍受日本人的骚扰和欺凌,迫不得已出来为了找个地方混混而已:还有的过去就是土匪,后来“金盆洗手”,此番想到游击支队捞个一官半职,以图以后东山再起。如第三中队长李立发,他很早以前就在大土匪刘桂堂手下干过,打起仗来很勇敢,干起坏事也绝不含糊。如前所述,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他暴怒之下,竟然掌刮指导员邵明伦。外祖父等支队领导本拟军法从事,严厉处罚他,终因他认错态度诚恳,邵明伦也给他求情,再加上支队用人之际,就给了他一个小处分了事。然而,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外祖父不久从安邑调走之后.安邑游击支队发生了一次兵变,罪魁祸首就是李立发。还有的是小股割据势力暗中渗透进来专门伺机搞破坏活动的,如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有一个班长,就是臭名昭着的大土匪关福安暗中插在安支队的探子。一次,他私自下�l以收枪为名,勒索了一农妇25元。事情败露后,支队果断处决了他。外祖父为此亲自带上25元钱到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将25元当众还给那个农妇,并向全体村民做了道歉。这一特殊的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方圆几十里。安支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大大提高,这为他们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安支队不仅仅有内忧,外部的环境也是危机四伏。游击支队驻地在郭村,除过北边三路里村有八路军驻防外,在西南方舜帝庙那里,还驻有土匪姬奉文部百十余骑兵;东南方则驻扎着土匪关福安部200来人(关福安原系阎锡山手下一个师长,其主力在中条山一带,这里只是他的一小部分人);正南几十公里之外,活动着有非军非民的解公徒部和靳秀山部几百人。这几股土匪气焰嚣张,到处烧杀抢掠,并对安邑游击支队虎视眈眈,欲伺机吞并他们。更为可怕的是那些时常在此地经过的中央军和山西军,看到这支“从天而降”的武装力量,就都挖空心思地打着“收编”他们的主意。
外祖父作为这支武装部队的二把手,又是事实上地下共产党的一把手,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夹缝生存状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高度的警惕之中,千方百计地和各路“诸侯”周旋,为安支队寻找一切可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有一次,阎锡山的特务第三团路过安邑,临时驻扎在他们驻地附近。该团虽然枪械齐全,装备精良,却不敢和日军正面交锋,反倒是四处窜扰,欺压良民,还想借机吞并友军,将他们的部队扩大为师旅的编制。他们先是在夏县胡作非为,公然声称要“收编”夏县游击队。该县牺盟会特派员霍仲秀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结果招来他们一顿毒打。多亏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李涛未雨绸缪,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的企图才未能得逞。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把目光又死死盯在了安支队的身上,妄想故伎重施。外祖父和其他几个支队领导,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但为了抗日大局,避免“鹬蚌相争”,也为了安支队能全身而退,给革命保存力量,就采取了一种政治防卫的特殊方式,和他们斗智斗勇。外祖父起草了一份公函:“欢迎友军与我们并肩作战”云云,并让部下张贴标语、摆席设宴予以隆重欢迎。
该团长对安支队本来是志在必得,结果一看人家这友好的态度,先就理怯了三分,酒醉饭饱之际,一抱拳说,哈哈,承蒙诸位周全招待。兄弟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姬奉文那百十个骑兵才是兄弟我的盘中餐啊。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诡计多端的姬奉文,一看对方人多势众,就先来了个甜言蜜语的假投降,然后趁对方酒醉酣睡之际,带上他的那些骑兵跑了个无影无踪。
内忧外患并未能消磨掉外祖父他们的抗战热情。他们一方面对外提高警惕,用抗日的民族大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一方面又对内从思想上,从政治上,从训练上,齐抓共管,安支队的精神风貌由此焕然一新,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
外祖父明白,安邑游击支队作为安邑县唯一的武装力量,其职能不仅仅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更重要的还在于保境护民、肃除匪患。在安邑县境的几股土匪之中,安支队驻地东南方土匪关福安部人数多,也为祸烈,他们不仅是老百姓眼里的害群之马,也是让外祖父他们头疼的心腹大患。他召集中队以上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商讨,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大家后取得了“擒贼先擒王”的共识――他们决定向关福安部主动出击,来个先下手为强。
外祖父事先周密考虑,下令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并且命令韩瑜留下足够的军士守护驻地外,其余四五百人全部出击。关福安部这200余人本来就是东拼西凑的乌合之众,事先也没有做任何的防卫准备。当安支队全体指战员如天兵天将出其不意地突然降临时,他们早就吓破了胆。几个头头一看这阵势,立即抱头鼠窜,留下的那些酒囊饭袋看头目们都跑了,干脆就在满天空里都是“缴枪不杀”的吼叫声中,扔掉手中的武器,高高举起了双手。
战斗很快结束了。除过几个头目逃跑外,其余土匪全部做了俘虏。
对这支部队,外祖父作为政治主任从一开始就要求支队领导按照八路军模式予以训练,所以大家始终牢记着优待俘虏的原则,没有随便无辜枪杀一个。
外祖父亲自让部下把俘虏集中起来给他们讲了话,他说,安支队是抗日的部队,也是保护人民财产的部队,你们过去走错了路,做了土匪,祸害群众,抢劫百姓,这是我们地方抗日部队不允许的,按道理应该绳之以法。但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加入我们的游击支队。守卫国土,人人有责!你们以后只要改邪归正,立功赎罪,人民是会谅解你们,也会欢迎你们的。
训话完毕,外祖父和其他支队领导研究后,立即按原定方案把这些俘虏分散编入各中队。同时成立支队第三大队,由原来支队参谋韩晋担任大队长,原政治部宣传科长靳振淮担任政治指导员。至此,安邑游击支队由一个大队、三个中队扩展成三个大队、九个中队、一个特务队,共1000多人。
十五、歼灭40多个日本鬼子
安支队初次出击即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要求抗战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外祖父见时机成熟,便主动向支队长李崇才提议,召集支队部会议,研究下一步对日作战方案。
外祖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擅长鼓动演说的才能。他在会议上慷慨激昂,纵论国内抗战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终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七七’事变以来,全国都掀起了抗战的高潮。我们的游击支队就是应时而生的一支抗日队伍。抗日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这支队伍神圣的使命。游击支队成立三个月以来,经过全体指战员们的努力,我们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也打了一次大胜仗,得到了全县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但是,我们还没有一次和日本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外祖父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外祖父见他的“抛砖引玉”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趁机引导大家就如何和日军作战发表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一,部队不能坐等,不能被�踊够鳎�而要主动出击,主动寻觅战机,争取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二,游击支队的装备和战斗力还不是很强,和日本正规部队无法正面抗衡,所以只能智取而不能蛮干;三,第一次出击日寇,只许胜不许败。胜了大家的劲头会更大,威信也会更高,队伍也就会更加巩固,更容易发展,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给以后的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说干就干。很快,先采取行动的特务队送来了日军在南同蒲线运送物资经过安邑石碑庄和五曹村一带时间的情报。外祖父他们见机不可失,遂立即召集中队以上领导开会,研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会议决定由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韩瑜任总指挥,带领两个装备齐全的中队突袭敌人的火车。为了更加准确掌握敌方路过的时间和其他相关情况,做到胸中有数,支队部命令特务队再派两名比较精明而又忠实可靠的队员到铁路沿线侦探,然后再根据所探实际情况部署下一步行动。
1938年5月初的一天,韩瑜于拂晓前带队前往石碑庄,将队伍埋伏在铁路两侧,静候敌军到来。由于是和日军第一次作战,外祖父深知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在征得总指挥韩瑜的同意下,他率领邵明伦等将士亲自到前线视察了阵地。
不出所料,上午9时许,从运城方向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一辆压道车由运城方向疾驰而来。车上坐着6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日兵。战士们屏住呼吸,等到那列火车全部进入伏击圈时,总指挥韩瑜一声令下,埋伏在北边的游击队战士立即开枪射击。日兵被突然的袭击打懵了,当场就有4个鬼子毙命。密集的子弹迫使敌人停下火车,不得不往回倒开,准备逃窜。就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南边的枪声也“啪啪啪”地响了起来,封锁住了敌人火车的退路。剩下的两个日寇无奈,只得仓皇跳下火车,茫无目的地用机枪乱扫射一气,然后慢慢退向铁路涵洞底下躲避,企图负隅顽抗。战士们看到这样有利的机会,马上把大量的手榴弹掷向洞内。敌车也顾不上他们同伴的死活,趁兵荒马乱之际,迅速向南逃窜掉了。
侦察员小董奉命到涵洞口搜索,刚进去半个身子,忽然被躲在暗处的日寇猛地刺了一刀。小董叫喊了一声“敌人”,然后倒在血泊中。韩瑜立即带头向涵洞开枪,并命令投掷手榴弹。两个日寇在“叽哩哇啦”的惨叫声中被炸死。
就在这时,一辆载着日军步兵和炮兵的火车由北开来,韩瑜命令大家赶快隐蔽起来。等敌人再次进入伏击圈时,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狂呼乱叫――又有不少鬼子当场毙命。因五曹离安邑和运城较近,恐敌人增援部队赶来,断安支队后路,而且,安支队已达到目的,取得了超过预期的胜利,所以,韩瑜命令部队利用有利地形迅速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连开始打死的6个压道车上的日本兵一共40多名,缴获敌人三八式步枪3支,军装两套,钢盔两顶。安支队也有包括小董在内的两个队员牺牲,7人受伤。
石碑庄之战的辉煌胜利,让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之后不久,他们派飞机对游击队根据地上郭村进行了狂轰乱炸。安支队没有防空设备,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特殊训练,外祖父他们除了指示大家在敌机到来后,及时分散和隐蔽外,别无他法。结果两名群众被炸死,还有几名被炸伤。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安支队队部和一大队被迫转驻到不远处的另一个村庄,二、三大队也随之调到附近各村。
就在外祖父把这支游击支队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时,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山西第七区专员关民权突然传达省部命令,调他任闻喜县县长。此时的外祖父其实并不想前去闻喜赴任,他在安邑多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生命融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志、每一个战士身上,他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他曾婉言谢绝,想留下来和他的同志们继续战斗,但是上峰并没有改变命令的意思,地下党组织也给他发出了听从关民权专员命令的指示。外祖父只得收拾行李,和这片他曾结下深情厚谊的土地挥泪告别。
临行前,他组织召开了后一次会议,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把安支队的人事部署重新做了调整。赵辉同志升任政治部主任,干玉梅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其他人员也做了适当的安排。然后,他在同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无言的眼泪中,黯然离别。
又是一次新的征途,他心里虽然伤感,却没有一丝的怨言,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了他心中那个美好的蓝图,他生命都可以舍弃,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经过这几起案子,闻喜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至少在外祖父离开闻喜前,他再没有听说过明火抢劫的案件发生。但是,外祖父正直不阿、不看权贵脸色的孤傲性格,还是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患。
外祖父的顶头上司,第七行署专员关民权介绍某某前来闻喜县担任公安局长。此人带着几个随从,沿途招摇撞骗,时而说他是新委任的公安局长,时而又说他是新派来的县长,要当地老百姓给他送财送物。老百姓不堪其扰,纷纷跑到县政府告状,外祖父遂命人调查,结果属实。外祖父这时很为难,如果按照专员的指令去办,此人一定是个害群之马,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可能就付之东流;如果拒绝该人选入职,专员关民权可能就会怀恨在心,他的前途也会因此蒙上阴影。但他权衡再三后,终还是一边默默吟诵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边毅然修书一封,告知专员关民权:该某品质恶劣,未上任即沿途敲诈勒索群众,不堪公安局长之职,因之不得已拒绝专员的介绍,如此云云。
薄一波充分利用了阎锡山对他的信任,以灵活多变的形式使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新军多时累计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共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
随着新军力量的发展壮大,阎锡山感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架空,再加上以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等顽固势力的不断告状、调唆,阎锡山遂对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和新军产生了敌意。
1938年2月,二战区的司令长官部临时驻地临汾被日军占领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旧军节节败退,一泻千里,而新军却迅猛发展,日益壮大。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强烈对比,让阎锡山惶惶不可终日。他开始对他支持薄一波建立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同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他公开对旧军官们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功会。”顿了一下,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哪一个够格?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1939年3月,阎锡山在吉县秋林镇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发表演讲:
“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介石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辆破车,那辆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辆新车,这辆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
阎锡山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向牺盟会和新军磨刀霍霍了。
仅仅几个月之后,阎锡山就以共产党人破坏统一战线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十二月事变”。无数的共产党人为此遭到屠杀,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山西省的上空。
外祖父庆幸自己占得先机,为自己的党组织锻炼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然而,他料到了自己在国民政府“仕途”的结局,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他从此竟也成了自己耿耿忠心的党组织的弃儿。
二十一、一向坚强的他竟在 那一刻潸然泪下……
外祖父在安邑和闻喜�氖赂锩�活动的时候,2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虽然他白天总是忙忙碌碌,把自己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了,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难耐的寂寞和孤独就会潮水般地涌来。他总会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想起自己那一双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儿女,他为自己不能尽到一个做儿子和父亲的责任而自责。他也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子――我的外祖母,但妻子模糊的影子带给他的却是痛苦后的矛盾和纠结。他找不出妻子身上的一点毛病和缺陷,她是那样的通情达礼、温柔贤惠。成婚十多年以来,他们几乎没有红过一次脸,然而由于妻子不识字,他们的交流就只能局限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事情上,他们有的是陌生人般的礼貌和尊重,却少了夫妻间应有的浪漫和温馨。尤其是自从他16岁凭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娶回同龄的妻子以来,他由于上学和工作的原因,只能和妻子天各一方,靠鸿雁传书。时代的天堑和文化的差距,把他们远远地逼到了心海的对岸。他曾想努力挣脱出这种有名无爱的婚姻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和幸福,然而良心的折磨煎熬和周围可能的道德舆论,使得一向激进勇敢的他始终没敢迈出这一步。
被不坚定的理性压制住的欲望就如同外表看似平静的火山一样,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一旦有了缺口,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喷薄而出。外祖父在安邑任牺盟会特派员时,为充分发动群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曾力主成立了“学校教师军政训练委员会”,县长任主任委员,他任副主任委员,并兼政训主任。也就是在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进行军政训练期间,一个活泼可爱、大方得体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她不但训练积极,工作努力,而且性格开朗,热情似火,不久还自动申请加入了他领导下的县牺盟会,这让外祖父长期缺乏爱情滋润的干涸心灵蠢蠢欲动了起来。他打听到这个漂亮姑娘叫杨秀英,年方20,是运城第二女师毕业,其父是县城东关乐善好施、赫赫有名的杨东瀛杨员外。
谁知道,就在外祖父二度焕发青春、爱意萌动的时候,专署一纸调令下来,让他赴闻喜就任县长。当然,在他的要求下,杨秀英也被专署派往闻喜任县政府情报员,并在随后成为了他的机要秘书。再以后,杨秀英就晋身为县长夫人,也就正式成为我的继外祖母。
外祖父被免职,虽是意料之中,但他的心情却是无比糟糕。身边的同志都已经远赴解放区,他的地下党联系人和上级也找不见,周边的敌对势力对他更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他在把工作交接之后,就想尽快离开这里,另换一个环境,调理一下自己纷乱的心绪。第七专署有专员关民权在那里阻梗,他不可能再回到专署听候调遣。他作为牺盟会的人,当然要回到临时在吉县的牺盟总会,在那里重新等待安排工作。
吉县牺盟总会的负责人当时只有纪雨秀一个女同志。她热情地接待了外祖父和他的新婚妻子,并给他们临时在总会安排了工作。然而,让外祖父揪心的是,他的组织关系迟迟没有转来。很多日子过去了,一切都杳无音信。外祖父变得烦躁起来,开始坐卧不安。他和纪雨秀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但又不能开诚布公地交谈,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党有特殊的纪律。这一切都被细心的纪雨秀捕捉到了眼里。她以为外祖父不愿留在总会工作,就对外祖父说:“你原来是薄一波同志的人,他现在在沁县牺盟中心,你要是愿意去那里,我就派你过去,好不好?”此前,外祖父就听说以前给他转组织关系的东大同学关恩吉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他此去正好可以去找关恩吉了解一下情况,于是,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外祖父在四二九团政治部主任任上待了两个多月,延安方面仍没有一点消息。他不敢再待下去了,否则跳到黄河里也说不清楚了。就在他要辞职时,阎锡山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命令国民政府第6集团军中将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军、19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接着命令山西的旧军向新军发动全面进攻。
然而,由于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对阎锡山早有防备。旧军的进攻遭到新军坚决的反击,八路军也大力协助。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旧军败退。新军除决死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开了阎锡山,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与八路军会师。(“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129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120师战斗序列)
外祖父赶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林镇时,牺盟会的同志都已经人去楼空了。他从小道消息得知,牺盟总会的吕调元被抓,阎锡山准备把他处死。外祖父闻听此信大吃一惊,吕调元是他在牺盟总会的领导。吕为人正派,性情直爽,过去在总会领导他时,对他很好。他不能不救!可是怎么救呢?他孤身一人,连个商量的同伴也没有。外祖父认真思考后,觉得只有再次混入旧军中,利用相应的身份,伺机救人,方有胜算的可能。这样,他又选择到炮兵司令部政治部担任了组织科长。因为炮兵司令部在河西,出走办事都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他首先找到了一个我应该叫老表舅的亲戚,因为这个老表舅在宪兵队当差,外祖父就托他打听一下吕调元被关押的地点。老表舅打探后告诉外祖父,吕调元原来被关在桑柏村,现在刚转移走,具体地点不清楚。外祖父此时是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呵。
就在外祖父设法营救吕调元时,失掉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梁化之,派人来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到他那里去工作;民政厅厅长邱仰睿也托人来拉拢外祖父。尤其令外祖父吃惊的是,敌工团负责人杨贞吉也亲自跑到炮兵司令部对他说,政办处处长孟际丰已经把他推荐给阎锡山了,阎锡山要亲自召见他。在当时情势下,外祖父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阎锡山。结果,阎锡山竟然要赋他以重任――让他去王牌劲旅铁军团担任政治指导员。
外祖父受宠若惊。他意识到,这里危机四伏,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再在这里待下去,他没有理由不接受阎锡山的任命,而这可能会把他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尽管共产党的大门现在已经对他关闭了,但那是特殊时代造成的特殊结果,他没有理由怨恨谁。他可以暂时脱党,可以不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然而他绝不能叛党,做对不起党的事,虽然前边可能是平步青云的荣华富贵。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别人相信了,他需要的是为自己当初的理想而活,需要的是为自己坚定的信仰而活。
外祖父自忖自己单枪匹马,根本没有救出吕调元的能力,遂决定立刻逃离这块是非之地。可是去哪里呢?去寻找牺盟总会?牺盟总会已经把他赶了出来;去延安?没有地下党的证明,延安会相信他吗?
――60年后的一天,当外祖父跟我谈起他那时的决策时,还心有余悸:“多亏当时没有选择去延安,要是去了的话,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也可能在劫难逃。”他指着桌子上那本《文摘旬刊》继续说,“你看看上面写的,在延安整风时,康生大搞‘逼、供、信’,仅仅几天时间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100多个十八九奔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后,外祖父还是选择去了西安。从此,他成了革命阵营的“局外人”,他开始流浪在西安、兰州等地,以教书为业,做着另类的革命工作。
他睁着大大的眼睛,时刻在盼望着党组织的召唤,时刻盼望着他的组织关系能柳暗花明,然而,直到10年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他曾经为之付出无数鲜血和汗水的党组织,也再未向他招招手……
二十三、每到一处,他都被视为 政治上的激进分子
信仰,是净化灵魂的甘露,它能托起沉沦的人生,给人一种精神的仰望和生命的活水。我想,外祖父不是一个圣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名利追求,然而他心中更有一个谁也不能触动的原则,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永远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为之献身都在所不惜的革命事业。作为生命的个体,他已被他的党组织拒之于门外,但他的心�`还是自由的,还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所以,在他被迫无奈决定隐身教育界时,他就想到了要用教师的特殊身份去进行爱国主义抗日宣传活动。
根据以往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他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想做些积极有意义的事情,必须有个适当的身份,那样行动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于是,他在接受友人介绍去陕西郡县师范去做语文老师的时候,就请老朋友王宇文和齐希贤在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给他搞了一张国民党空白党证,由他自己填写自己的编号,算是一个假的“护身符”。
在�县师范学校,他成了第一个向学生讲述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教师。以后又多次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终在学期末的“总理纪念周”给学生做抗日宣传报告时,被刚从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回来的教务主任王贱宣碰个正着,王说他是危险分子,遂将他解聘。但外祖父“顽固到底”“死不改悔”,之后,他又先后受聘就教于兰州西北回民中学、兰州高级助产学校、兰州省立中学,抗战胜利后,他返回西安,又就教于当时流亡在西安的河北师范学校、西安私立太华中学、西安西北中学、陕西陇县中学等。每到一处,他都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他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每到一处,他都被视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成为该校着名的“左”派人物,也因此,每到一处,他都不可能干得时间太长,或者被人家解聘,或者自己主动辞职。
二十四、他压根也不会料到,这竟是 他心灵炼狱磨难的又一个起点
1949年10月,他早年献身的党组织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他喜极而泣,竞在自己亲手点燃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颤声吟哦: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外祖父携全家从陕西陇县搭乘彭德怀部的军车辗转回到了熟悉的家乡,并通过时任晋南地委组织部长廉怀德的介绍,在临汾师范学校做了一名历史老师。
他以为光明已经来到,他以为他向往已久的富强、繁荣、民主的社会主义指日就可实现。他以为他从此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的建设中去。然而,他压根也不会料到,这竟是他心灵炼狱磨难的又一个起点。自从踏上故土那日起,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狂飙运动,就像扬尘而起的龙卷风,把他不断地抛在空中,然后又重重地摔下,再抛,然后再摔,越抛越高,越摔越重……
回到临汾,他首先遇到的是那时几乎所有已婚革命干部都会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他必须在两个妻子中做出抉择,因为新中国的婚姻法规定是一夫一妻制。他的首选当然是继外祖母,这不仅是因为继外祖母年轻,知书达礼,他们那时已经有了4个孩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继外祖母才是他的真爱,是在战争年代陪他走过风风雨雨的心灵伴侣。可是面对着忍辱负重,已经嫁给他二十三四年,且为他养育了3个孩子的结发妻子――我的外祖母时,他的心、他的良心在剧烈地颤抖着:他们离婚,等于他把结发妻子狠狠地抛到了人生的深渊,等于他用自己的双手活活扼死了一个深爱着他的鲜活生命。
他再一次站到进退维谷的人生路口,他不明白命运对他为什么会这样残酷,为什么每次他都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无奈选择。他在心里呐喊,婚姻问题为什么非要一刀切而造成无数的怨妇冤夫?旧社会造成的遗留问题为什么非要由无辜的个人来承担?然而,没有人去聆听他的呼声,他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他在法庭上一声不吭,发妻坚决不离,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儿子泪流满面可怜兮兮地看着他,才15岁的小女儿也浑身发抖地躲在她妈妈身后“哇哇”地哭喊着……他的心像被人抽了一鞭子,满眼的泪水也“哗哗”地顺着脸颊淌到地下……
婚离了,他却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一样,不敢去正视村里人的眼光。更让他不堪重负的是,仅一个多月后,他15岁的小女儿就在疾病折磨和法庭上受惊吓后的恐惧中,停止了呼吸……如此惨重的人伦悲剧,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
二十五、他们把带有他头像的通缉令 几乎贴遍了晋南各县各村
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想以此减轻自己的罪孽感。尽管他的工作态度和业绩获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他还被评选为出席山西省模范教师的代表,并被推选为主席团的成员之一。然而,在转眼即来的1951年太原暑期审干时,他终于因为他的“脱党”问题开始备尝苦头。
他当时是按照上边的要求,老老实实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但那些热情高涨的革命群众却说,他不是交待问题,而是在表功。他们七嘴八舌,连珠炮似的给他扣了一项顶比天还大的铁帽子,什么叛徒、反革命、贪污分子、同志会、国民党,所有能扣和不能扣的帽子都一股脑地抛到了他的头上。平时看起来绵善温和的“同志”,此时就像饿狼一样嘶吼着要他老实交待历史罪恶。一次过不了关,两次;两次过不了关,三次。一直开了七八次小范围的过关会,革命群众还说交待得不清楚,检查做得不深刻。无休无止的批斗,无始无终的人格侮辱,已让他身心俱疲,无力应付。外祖父――这个在抗日战场上面对着敌人屠刀都不眨一下眼睛的铁汉子,今天在一帮失去理智的革命群众面前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只能按照“同志们”给他分析设定的结论,“老老实实”地承认他是国民党员,是同志会员,是历史反革命。但仅此还不算,还没有触及到灵魂,他又被迫按照他们的意思,“篡改”自己的历史,说他以前参加革命的好多职务和功绩都是编造的,都是他自己为了得到领导的信任,而子虚乌有随意捏造的。是变为非,非成了是,黑白全部颠倒以后,他才算勉强过了关。
――我不知道在1951年时,有多少民族的功臣像我外祖父一样被屈打成招,我只觉得,当群众内心的邪恶被无限制地片面激发出来以后,这个社会应有的文明规则就被破坏掉了。只可惜,当时这场小范围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领导层的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历经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运动后,终于在1966年酿成了那场长达十年、波及全国各地、涉及每个人内心灵魂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
外祖父说:“土改任务完成,我回校后,正是三反运动时期,一方面不误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历史不清的人,继续交待历史,只要搞一次运动,就需要将历史问题重复一遍,名之曰深刻认识,如以后的思想改造、肃反运动、交心运动、反右斗争,等等。”每次运动,外祖父都逃脱不了被整的份儿,但千篇一律,多不过就是挨批斗,做检查,如此而已。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起,其他运动皆黯然失色。原先小范围的批斗升级为大面积的“讨伐”,原来“愤怒声讨”的文斗骤变为可以随便打骂、甚至打杀的人身侮辱。
外祖父此前已从临汾师范调到同在临汾的晋南师专,因在晋南师专受到歧视就直接调回了有他许多故交和学生的裹汾高中。他本意是想回到家乡这个小地方,躲避那一波又一波无休无止的运动。可是,“文革”浩劫一来,他的“美梦”就彻底被击碎了。乡情、友情、人情,乃至�H情,在这种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运动中,都被撕得粉碎。作为襄汾县历史上的“大叛徒”“反革命”,他首当其冲,被揪了出去,受尽各种体罚折磨:戴高帽游行、挂牌子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坐老虎凳、坐学习班、关牛棚……在国民党监狱里都可以视死如归的外祖父,却在自己曾为之献身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吓破了胆”――他实在忍受不了革命群众对他人格、肉体的双重折磨和羞辱,不得不东躲西藏,然后再逃之夭夭。然而,革命红旗到处在飘扬,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走一个“坏人”!他们把带有他头像的通缉令几乎贴遍了晋南各县各村。一时间,“大叛徒景思闵”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黑线风云人物。
外祖父挨整,整个家庭都跟着遭了殃,我的舅舅、姨姨们都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不只升学、工作、参军等各种工农兵待遇,他们都没有份,就连在学校和单位也要经常受到无辜的欺辱。我的继外祖母杨秀英作为“大叛徒”的“老婆”,更是受尽了各种凌辱和折磨。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襄汾县革委会主任周文虎手下的七八个打手,竟然把她劫持到郊区农村的一片坟地里,用刺刀、铁棍在她身上乱戳乱打,把一条腿硬生生打断。继外祖母当场休克,后来因失血过多,致使高血压等多种病症综合爆发,终在不解的怨愤中咽下了后一口气。
但是即便如此,县革委会那帮人也没有“法外施恩”,实行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而仅仅在半年之后,就用一纸号令,把外祖父“发配”回原籍南赵村,去劳动改造。
二十六、他用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 君子风度征服了父老乡亲
历史对人的捉弄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外祖父做梦也不会想到,30多年前他以“天之骄予”前途无量的大学生身份,在乡亲们的热望中,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而3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62岁的时候,反戴着被人不齿的“大叛徒”帽子,成了乡亲们监督劳动改造的坏分子。
我在想,外祖父那时面对村人惊奇、鄙夷的目光时,可能不会太在乎,因为他的确问心无愧。然而,当他面对已经神经兮兮、衰弱不堪的外祖母时,他应该是愧疚,甚至于惶恐不安的。因为他欠这个女人太多太多,不仅仅是她为他侍奉双亲、养育子女,更令他痛悔的是他几乎毁掉了她一生的幸福。
外祖父就带着这种忏悔的心理重新走进了外祖母的世界。我在《暗角》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外祖母枯灯即将耗尽的凄凉晚年,她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的丈夫终于姗姗归来。
也许是几十年紧张哀痛的心情忽然松弛下来的缘故,也许是长期的哀怨郁结的原因,外祖母和外祖父复婚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外祖母被查出来患了子宫癌。
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
母亲说,外祖母自从嫁给外祖父那天起,几十年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没有超过一年。等他们老了,一切离散他们的外在因素都烟消云散的时候,外祖母却成了苟延残喘,弥留无多。
也许是背着良心的债务,也许是感恩老妻对景家多年无私的付出,外祖父自始至终都在尽心竭力地伺候病在床上的外祖母,尽量满足外祖母一切可能的要求。外祖母虽在病中,虽然疼得痛心彻骨,可是她后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这种笑意,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来没有见过。
1976年6月,我9岁的时候,在中国人惊心动魄的那个特殊的年份里,外祖母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走向另一个世界。
外祖母还是幸运的,至少比卢慕贞和朱安幸运,她后又夺回了丈夫的爱,并“幸福”地死在丈夫的怀里。尽管这只是一个意外的成全。(见《家国往事》,李琳之着,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我记事时,正是外祖父下放我们村的时候。也许是我没有爷爷奶奶(我祖籍阳高,爷爷奶奶早在1950年代就去世了)的缘故,也许是我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眼皮底下长大的缘故,反正我从小称呼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爷爷”和“奶奶”,这在我们姐弟6个中,是唯一的例外。
在儿时的我的眼里,外祖父是一个和所有农村人都不一样的“特立独行”的人。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几乎就是他的标志。即便下地劳作的时候,也是整洁有序,从来不像一些村民那样脏儿吧唧地不注重卫生。他梳着一个大背头,虽然花白却纹丝不乱,脸上的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60多岁的人在那时候的农村大多是曲腰弯背,胡子拉茬,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是外祖父走起路来却是昂首挺胸,虎虎生风。他说话和村里的农民也不一样,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让人听着很舒心。
我上小学时,天不亮就要起床,可是外祖父早就起来到外边锻炼去了。我还有个星期天可以赖床多躺一会儿,但外祖父却是刮风下雨都从不间断。即便外边不能锻炼,他也要在屋檐下面踢腿、扭腰、甩胳膊……他做事一向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我近50年的记忆中,故乡南赵村绿化搞得好的时候,就是外祖父在村里当护林员的时候。村外的几条马路两侧,一色的钻天杨像两排站得笔直的护兵,从村头一直通到地头,通到公路。那时我们村子四周还盘桓着有300多年历史的城墙,四堵城墙外环绕着四个一人多深的城壕,城壕里面栽种的是整整齐齐又密密麻麻的杨树、柳树和桑树。春天一到,绿洼洼的一片,赏心悦目,美不胜收。我到村外边玩时,经常可以看到外祖父带着几个人在城壕里修剪树枝,或是看到他们用刷子蘸上白色的药液在刷树身。
也许是故乡的民风淳朴,也许是村里乡亲的特殊情谊,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外祖父用他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君子风度征服了整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他本来是作为“大叛徒”遣返回农村劳动改造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竟成了村里人啧啧称赞和模仿的对象。村里领导给他分派的都是轻的活儿,譬如护林、看苜蓿、巡逻等等。他也被排除在村里“四类分子”之外,每次村里开批斗大会,其他的四类分子都要站在台上,或者挨批,或者陪斗,他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台下群众中间“看热闹”。
他不对政局发表任何言论,他对他以前的历史也讳莫如深,但是他对村里人很热情,谁家有个什么红白喜事啦,谁家有什么困难啦,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总是会早早地把贺礼送到,或前去问寒嘘暖。对村里一些不良现象,他也会直言不讳,给予善意的批评。尽管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不检点的人,但他似乎不以为意,该说的总要说,该批评的也绝不含糊。
从他的言行举止,你看不出他是一个正在遭受磨难的人。他似乎对未来总是充满着憧憬,他的身上似乎也总焕发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朝气。他成了整个南赵村人羡慕和向往的楷模,甚至方�A几十里内,他都成了一个大家争相议论的传奇。
二十七、历史成了位尊显赫者的功勋史,鬼影幢幢
1978年,即外祖父下放农村改造的第八个年头,在全国纠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他的冤情被彻底洗清,一切强加在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终于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那时他已经是69岁了,早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眼不花、耳不聋,整个身体状况良好。于是他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的吟哦声中,向县教育局递交了到距南赵村咫尺之遥的赵康中学任教的申请――这真是襄汾县教育史上一大奇观,在之后的六年中,一个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带着一个三流农村中学的学生,竟多次在一年一度高考中获得全县历史科目均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984年,我考上了大学,外祖父也以75岁的高龄离休。他没有随我那几个舅舅姨姨住到城里,而是再一次回归故里,住到了他出生的那个祖传的小院里。他那个时候的离休工资就100多元,但他决定每年拿出100元捐献给南赵小学。之后,他兼任了南赵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还在当地镇办初中协助开办过一个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的讲座,并多次受邀到附近各类学校去做爱国主义报告。他好像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滋味,给人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这个时期,他开始撰写回忆录等相关文章。他住的是老式房子,阳光照射条件不太好,屋里又比较狭窄,两只大箱子就占得满地都是,连一张写字台都放不下。他也不嫌简陋难受,每天就趴到桌子上写呀划呀的。
他在东北大学学的是历史,在后来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教授的也是历史。他原来保存的几万册图书都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销毁殆尽。他本想静下来认真做些学问,写写相关的史学类文章,但在当时的农村,连基本的查询图书资料的条件都不具备,他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写写回忆录和家乡的民俗风情等事项。这更苦了他,因为他是个做事极为认真的人,有时候为了某个细节,他不得不骑上自行车到几里,乃至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去察访,去核对。但他好像乐此不疲,根本就没停下手来的意思。他在85岁那年写的《离休后的生活》一文中说:
现在我还正在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赶写我在北京住大学时参加的历次学生爱国运动的回忆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很清楚自己是八旬有五的高龄人,在世上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对于祖国各个角落的历史,能抢救多少算多少!我现在抱定的就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尽快写出草稿后,交给下一代筛选去。我要坚持到再也无法提笔时为止。
离休后的初十几年内,他先后在《河东党史》《运城史志》《运城党史通讯》《临汾日报》《临汾文史资料》和《山西经济报》等报刊发表各类体裁文章10多万字――我读研后,他的这些文章大都是经我的手抄写一遍,再由他亲自往外投稿。
这期间,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的稿子常常被某些刊物拒绝发表,人家给出的原因是,他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和某些领导的回忆文章有出入。他在《老牛早知夕阳短,不用�P鞭自奋蹄》一文中不无悲愤地写道:
写回忆录,尤其像我这接近死亡线上的高龄的人,写作和投稿都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还有很大阻力!我给运城史志投稿,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和我一块工作的二把手、三把手,解放后他们都在北京任职。他们都是先入为主地写了过去工作的情况。真是有的说上,没有的捏上,甚而他们都没有提我的名字。但由于他们相互攻击,破绽百出,后我的稿子去后,一切才落实,他们只好认输。支持他们的,其中就有太原市委副书记仝云同志。
仝云何许人也?仝云即仝明彦。1938年,外祖父任安邑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时,仝彦明时年17岁,是那年3月才刚入党的我外祖父手下年龄小的一个党员。但波谲云诡,世事沧桑,几十年后,仝彦明不但成了仝云,还成了运城地委书记和太原市委常务副书记。而他的老上级景思闵不过是一个曾经被打成“大叛徒”的普通离休老教师而已。1984年,时任太原市委常务副书记的仝云在太原并州饭店召集召开了“安邑县党史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落实安邑游击支队成立、发展的抗日史实。奇怪的是作为安邑县牺盟会第一特派员并兼任安邑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事实上共产党在该游击队高领导的外祖父,居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于是,在重要当事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安邑抗战史上那次重要的“石碑庄战役”在时任运城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振华的笔下变成了这般模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九月中旬,仝云和王自义、贾献��等同志由运城牺盟中心区分配到安邑牺盟会担任协助员。不久,又派到安邑县人民自卫队总队部任政治工作员,积极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活动,开展各村自卫队的训练。一九三八年自卫队改为安支队后,仝云同志任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他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思想进步,作战勇敢。一九三八年五月,在赵辉和韩瑜的指挥下,仝云同志曾率领二中队在五曹、石碑庄附近,扒铁路并伏击了日军的压道车,击毙日军六人,缴获步枪两支,还配合川军攻进安邑县城,并在原王庄附近捕捉日军一名。(《仝云同志关心党史工作的二、三事》,张振华文,见1985年《运城党史通讯》)
曾亲赴战场视察阵地的外祖父连名字都不见了,负责指挥的成了政治部副主任赵辉和副支队长韩瑜,一个十七岁的毛头小伙子仝云却被突出成为该次战斗获胜的大功臣――历史就在这样诡异的篡改中发出了迷离的色彩。这也难怪,此时的赵辉同志是国务院商业部基建局副局长,而她的夫君牛荫冠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历史成了位尊显赫者的功勋史,鬼影幢幢。
人捉弄历史,历史也同样会捉弄人。仝云不会想到,他在太原并州饭店召集召开“安邑县党史讨论会”弄虚作假仅3年后,他就因为再一次弄虚作假包庇他的强奸犯儿子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外祖父一生大风大浪经历得多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根本不值一提。但他说,必须把真相写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二十八、中国绝不是什么“东亚睡狮”,而是“亚洲雄狮”
1993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出任一家杂志社社长。外祖父把他十多年写成的20多万字的书稿交给我,并拿着一沓崭新的人民币对我说:“我把我这几年积攒的3000元钱给你,你帮着我把这本书出版了。”我既欣慰又惶恐,欣慰的是外祖父对我的信任;惶恐的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那时刚上班,一个月就200元钱的工资,妻子才挣100多点,而且我们的女儿也刚出生不久,还是租着房子住。出版社一个书号就要5000元呢。我初步估算了一下,按当时的排版、校对、制片、印刷、装订等流程下来,这本书如果印刷500册的话,少还得5000元钱。我从哪里去搞这笔钱呢?可我又不敢拒绝他,怕伤了他的心。我转弯抹角把实情告诉了他,并给他建议,干脆不要书号,做内部印刷,资金不足部分,我自己垫上就是了。外祖父也无可奈何,后勉强同意。
外祖父这番话是他86岁时给我讲的,我那时似懂非懂。20多年后的今天,在饱经生活中诸多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后,我才明白,外祖父的长寿之道还蕴涵着那么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原来一直以�椋�他的长寿就是单纯地得之于他长期锻炼的结果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20多年前在《山西经济报・现代周刊》做特邀编辑时亲手刊发的他那篇《我的长寿秘诀》,他在其中如此写道:
我今年八旬有五,身体还算硬朗,脚尖还能踢到头部近处,且还能勉强踢个二踢脚,骑自行车走二三十公里路不成什么问题。我主要生活在农村,生活水平并不太高,营养条件也并不怎么理想,我之所以一直能保持身体健康,应该说主要得益于长期的锻炼。
我是1953年,也就是45岁那年开始锻炼的。那时我在临汾师范教书,由于工作量重,兼职多……我患了四肢麻痹症……服药、打针、扎针……蝎子、蜈蚣、蛤蟆、毒蛇等五毒都用过……都没有效果。后,刘医师告我,我的病是萎症,目前没有办法……只好等着慢慢地瘫痪了。我想,我不能坐着瘫痪等死。我忽然心血来潮,萌发了锻炼身体的念头。从此,我就开始锻炼,锻炼生活长达40年,结果我的身体不但慢慢地康复,并且逐渐强壮起来……有时就是倾盆大雨,也要在屋檐下或室内活动,跑步改为踏步,反正计路程,一般总不少于10里。在“文革”时,我在牛棚中生活了四五年,不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定我是什么叛徒也好,反革命也好,将我毒打刑讯到什么程度,我每天早晨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锻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锻炼不能单纯地为了活命而锻炼,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目标。锻炼是为了长寿,长寿是为了老有所为,也就是对社会的无私奉献……锻炼、健康长寿、无私贡献、心情舒畅,互为因果,这就是我的长寿之道。
外祖父一直活到95岁,这在前些年的社会里已属罕见,而更罕见的是,他是在无病无灾的情况下,睡了一觉,即睡到了永远,此所谓真正的无疾而终!
我由外祖父的无疾而终忽然联想到了佛教里的圆寂一词。圆寂的内涵是指诸德圆满、诸恶寂灭,那是佛教修行理想的终目的,也是人生的一种高境界。
其实,佛教也罢,道教也罢,那都只是人生摆脱低俗物欲而归乎人类自然本性的一种修行手段,即便在世俗社会里,当一个人把高尚的信仰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的时候,他就在事实上达到了一种我心有佛我即佛的“圆寂”状态。
我在外祖父曲折坎坷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一生中,看到了高尚信仰那无坚不摧的力量。尽管,他和他的那些后来身居高位要职的同学、战友、同事比起来,表面上看似乎渺小了他人很多,但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

有一种想念叫无能为力

时间:2017-03-25 21:14点击: 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评论:- 小 + 大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