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生孩子之后就好了……八嘎,我们说庄子对口语交际及语言的态度

今天,口语交际能力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言语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如此重要,那么,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期――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此持怎样的态度呢?探讨这一时期人们对待汉语口语交际的态度,对研究这一时期口语交际的发展状况、提高今人的口语交际能力等,无疑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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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几乎是在同时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学术流派,他们所推行的各种学术观点,基本上囊括了后代各种各样的学说的萌芽。在中国,具体表现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产生与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很多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思想学术领域的“轴心时代”。当时诸多的思想家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或上说下教,或辩理论道,或聚徒讲学……口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曾经在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教育家们对语言及与之相关的论述,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口语交际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高水平。考察这一时期有关口语知识的记载和有记载的与口语交际有关的事件,我们认为,当时人们对言语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积极的态度
诸子百家中,推崇口语交际的当首数纵横家。西汉学者刘向编的《说苑?善说篇》引《鬼谷子》说:“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步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名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高超的口语交际能力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鬼谷子・转丸第十三》中说:“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这段话更是突出了语言在人类交际,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纵横家所倡导的纵横八术中雄辩术占有重要的地位,游说是纵横家的主要活动,雄辩术是纵横家立身处世的根本,战国时期着名的纵横家苏秦甚至把说话用的舌头当作横行天下的资本,综观《鬼谷子》这本被称为纵横家书的着作,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用来讲游说的,本书较完整地阐述了关于纵横、捭阖、揣情、摩意、权量、转丸等游说的技巧。――从口语文化的角度来看,纵横家不但高度重视口语交际,注意了口语交际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交际态度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交际技巧方面具有了独到的见解。这是我国古代口语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学说。除纵横家之外,战国时期的“辩者”学派,在口语交际方面也较有作为,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本身就是一位名噪一时的“辩者”,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名辩有大成的重要学者。《庄子・秋水》篇中说他自称“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意思是说他可以区别异同,分离坚白,以不对为对,不可为可,具有难倒百家的才智,压倒众人的口才。公孙龙的《坚白论》和《指物论》是表现其名辩学说的重要篇目,他假借具体的事物作比喻,力图纠正名实关系的混乱,从而改变社会的风气。在口语文化方面,他大的贡献在于其流传于后世的一代学者的雄辩之风,特别是贯穿他的“名辩”学说之中的语言表达的严密与准确,实在是口语交际活动中的楷模。先秦诸子百家中,在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尤其是后期墨家,比较注重逻辑的研究,他们对于口语交际的贡献,主要是在其研究辩学的《墨辩》中表现出来的,在对名家学说的批评中也有所体现。墨家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辩学,对“辞”有自己的理解,提出辟、侔、援、推四种辅助性的推理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技巧性口语”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儒家的学者中孟子也是推崇口语交际的,他周游列国宣讲他的学说主张,在与诸王的交流记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高超的言语技巧,他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论辩等都是他重视口语交际、实践口语交际活动的明证。
有条件地推崇
孔子对于口语交际乃至对语言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孔子提倡推行“雅言”,对维护其学说中“正名分”的礼制之言是倡导的,还说出了很多口语交际的准则,口语表达的方式,他一生致力于以语言授徒讲学的事业,注意教学中的语言技巧,在与学生的言语交际中宣扬自己的学说;另一方面,我们在《论语》中又多次看到孔子关于“语言无力”、“无言是美德”等类似的说法的记述。所以我们说,孔子既否定了言语的积极作用,然而在需要时又以之为工具。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性乎哉?”
――《论语・卫灵公》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论语・宪问》
子曰:“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以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第一段话,是在说君子行事要正名分,说话要顺理成章,对于措辞和说话,不能有一点随便、马虎,说明孔子在宣讲自己的学说主张、推行礼制的时候,是认可语言的积极作用的。第二段话的意思是君子把义作为根本,依礼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它,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它。第三段话是说说话要诚实忠信,第四段话是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道理的话。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语言的一个主要的态度:赞赏“忠言”、“信言”。第五段话说的是可以和他谈的话而不和他谈,是错过人才;不可以和他谈的话,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说错话。这是从正面来阐述口语交际的策略。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
从上面所引的第一则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看来,“在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面前,在这个操纵一切的,神圣伟大,丰富永恒的‘天’的面前,人的力量是那么微薄,人类的认识,人类的语言,都显得那么多余,那么苍白无力,这种‘重实际,轻宣言’的思想,就是所谓‘儒学基本精神’之一。”
这种思想,就是孔子“轻言语”的具体表现,从二、三、四则材料中,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反对“大言不惭”和“言过其实”,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很显然,这里表现的是孔子对语言不重视的一种态度。
否定的态度
诸子百家中,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对语言的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庄子,以其孤绝的心情、冷眼旁观的姿态、弃世隐者的立场,给予口语交际活动和语言本身几乎是完全绝望的评价。在行动上,他对当时占学术主流地位的儒家和墨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反对他们四处游说,鼓吹仁义的做法。在《庄子》一书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庄子对语言的态度: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k,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庄子・齐物论》
这三段材料,第一段说人们在口语交际活动中的表现,有的盛气凌人,有的唠叨不已,有的出语迟缓,有的出言就给别人设圈套;第二段话说辩论不是风吹,说话的人各持一说,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儒墨的是非之争,实际上是言论被浮词遮蔽;第三段话是说争辩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地明是非。总的来说,庄子是不赞成“辩说”这种行为的,他认为言语是不足于表现真实的。《庄子・天道》篇中曾假借轮扁之口说:“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授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在他看来,削车轮的不快不慢、得心应手的技巧,作为工匠,自己心里清楚,却不能口说其中道理,奥妙技巧尽存不言之间,很难把它传授给儿子,儿子也无法继承父业。所以,我们说庄子对口语交际及语言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
分析上述诸家的情况,尽管当时也有学者对言语和口语交际活动持否定的态度,而且这种思想还对口语交际在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语言及口语交际活动持肯定态度的占大多数,虽然孔子的看法具有两面性,但是他循循善诱、富有言语技巧的教学实践,周游列国进行游说的具体行为等,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口语交际盛行的实际。而庄子尽管在主观上否定语言,但是他与惠施有关于“鱼之乐”的伟大辩论等等事实,也在客观上为口语交际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以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是我国古代口语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口语交际主要盛行于“士”阶层,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游说、辩论与授徒讲学,口语交际活动盛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及由其内部分化出来的“士”阶层追逐共同利益、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选择。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和畜耕的普遍推广,引起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旧有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天下的纷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是什么决定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什么是正确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人生的意义、自然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百家争鸣学术局面的前期酝酿,对于这些问题,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相对稳定和集中的思想,人们要表达这些思想,除了着书立说之外,主要的方式就是口述。而着书立说受到当时造纸、印刷技术不发达的现实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行为,所以,各家的学说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得以传播,这也从客观上推进了口语交际在这一时期的盛行。
第二,伴随着经济的下移,自东周初期就开始衰弱的王室,已经越来越无力掌控诸侯各国,周天子地位日益下降,在诸侯与私家之间、诸侯各国之间、各诸侯国的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政治斗争,各国君主们迫切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治理国家。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代,在经济和政治下移的同时,学术也在下移,“士”阶层迅速崛起,私学盛行,长期被王室所垄断的文化,为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较深入地研究上述问题,他们吸收古代文化的精华,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纷纷提出前无古人的学术观点,努力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四出列国进行政治游说,希望自己的治国方略能够被统治者采纳,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各种游说活动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获取了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纵横家中的苏秦,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这使得游说活动成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甚至是他们宣扬学术思想的主要途径。而众所周知,游说就离不开语言交际,因此,这一时期,谏、议、辩、说之学大兴,这也是口语交际活动盛行的一个原因。
第三,统治阶级为寻求合适的统治思想,竞相用士养士,用士养士成为诸侯和封君的风范,当时的时君世主也比较尊重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具有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史载战国中期,齐国为了招揽人才,专设“稷下学宫”,供士人居住、游学与谈辩,在这个学宫里,既提供免费的食宿,又可以自由辩论,没有任何政治约束,也没有行政方面的职责。特别是威王、宣王在位的时期,由于怀有以齐王天下的雄心,他们鼓励稷下师生进行理论探讨,在学术上一律平等。稷下学宫不仅各学派相辩,而且同一学派也相辩;不仅先生与先生辩,学生与学生之间也辩;不仅在校内辩,在校外也辩。知识分子们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思维异常地活跃,境界异常地开阔,各家学说针锋相对,同一学派辩理论道,士人热衷于辩论,在“辩”中明是非,在“辩”中断真伪,以辩者为能,以辩术为学,因此,无论对语言持哪一种态度,在很多大家的论着中都可以看到对语言、辩、说的相关论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对言语的认识和研究,在诸子学说中,甚至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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